杨景和,黑龙江七台河人,定居北京。 毕业于文化部首届全国画院山水高级研修班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,首都博物馆画院中国画高研班。现为北京京华书画研究院副院长、艺委会副主任、书画理论研究室主任、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画院签约画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 出版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系列丛书《杨景和画集》、《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杨景和》,作品发表于《美术报》、《中国书画报》等报刊,并被中华慈善总会等艺术机构、企业家、收藏家收藏。
作者：杨景和
刊载《中国书画报》2012年第2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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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派”在中国美术史上称派较早。叶子在《薪火相传———浙派及明代院体绘画研究》一文中称：“浙派是以地域性划分而形成的画派，作为中国绘画发展史上被正式命名的‘第一大流派’，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。浙派，从它的产生、形成、发展直至衰亡，历时近三百年。”“院体”的创作主体是明代供奉朝廷的画家群体。现记录在册的明代画家约有百余人，著名的有“浙派”画家戴进、吴伟、张路和“院体”画家谢环、李在、倪端、商喜、林良、吕纪等。“浙派”与“院体”在明代一度呈双峰并峙之势。自宣德至正德年间，两派并列雄踞中国画坛，代表了当时中国绘画的主流。
“院体”画家主要在宫廷内部活动，而“浙派”的主力则在民间。任军伟在《明代院画画家刍论》中写道：“画院和浙派相互配合，成为明代初期和中期绘画的典范，以至于在其优、缺点方面，它们都有很多共同之处。”“院体”与“浙派”一样，都是明朝前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“浙派”是从画院里派生出来的，然它又为“院体”绘画提供了充分的营养。
那么，“浙派”与“院体”在对艺术的继承和追求上有哪些不同呢？“院体”画家继承南宋山水画传统，谨守旧规，风格雄健而不失严整，仿效作品几能乱真。“浙派”虽明显有李唐、刘松年、马远、夏圭画之痕迹，但用笔更加粗简放纵，墨色也更加酣畅，画面动感强烈、气势豪放，多有新意。在人物画和花鸟画方面，两派各具异趣。
明代“院体画”的风格特点，主要来源于两宋画院的画家；无论是人物、山水还是花鸟画法，都有两宋“院体画”的痕迹。这很符合朱元璋的审美取向。元代文人画那种冷寂、幽淡的格调与刚建立新政权、要求积极向上的明代不同，与出身草莽、叱咤风云的朱元璋的宏图大业很不相符。所以，明朝恢复画院后，极力提倡两宋那种规整、苍劲的画风。两宋院画成为明代宫廷绘画学习的目标。其实，“浙派”与“院体”人物画风很容易区分。下面，我们对这两种画风进行详细比较。
“院体”突出宫廷重要历史题材与“浙派”注重描绘道、释神像的比较
宫廷绘画以描绘皇族肖像、宫廷的行乐生活和文治武功题材为主。此类人物画重在写实，作品多流于形似，而少有神采。宫廷画家多注重程式化的东西，如美化对象、注重气势、刻画精细、敷色艳丽等。他们的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。宫廷画家为官员们绘制的实用性绘画，主要有“行乐图”和“书斋图”两种。如商喜的《明宣宗行乐图》（附图上者为作品局部）是对宫廷生活的真实记录。此图描绘了明宣宗朱瞻基春日郊游行乐的真实场面，人物众多、景象壮观。宣宗相貌、宫苑环境、游乐情景都被描绘得惟妙惟肖。整幅作品构图饱满，设色精致艳丽，刻画谨慎、精细，表现技巧熟练、高超，体现了宫廷人物画的一流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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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喜的《明宣宗行乐图》
相比之下，“浙派”就没有宫廷“院体”那种鸿篇巨制的势头了。“浙派”人物画的范围多是一些道、释神像题材。道、释人物画是一种具有供奉、膜拜、避邪趋吉等功能的实用艺术，戴进创作的大型道、释神像题材作品《钟馗夜游图》、《达摩六祖图》和吴伟的《洗兵图》、《二仙图》是其中的代表作。这类作品一直沿用宋、元以来的传统，既有粗笔水墨风格，也有工致一路，存世数量较多。《钟馗夜游图》（见附图下者）就属于相对工致一路。画中人物造型生动逼真，比例准确自然，用笔提按顿挫、健劲有力。尤其是人物须眉、毛发的刻画，既夸张，又严谨。此图注重对情节、细节的描绘，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风情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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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进的《钟馗夜游图》
“院体”远离政治题材与“浙派”注重民俗画风的比较
“院体”中的人物画与宫廷政治联系不很密切。明代“院体”画家商喜的代表作《老子出关》是以逸闻趣事为题材来创作的。商喜擅长以沉稳的用笔、精细的勾勒来表现人物。“院体”画家的另一代表李在的《归去来辞》以马、夏画风进行创作，表现了陶渊明临流赋诗的情景。此画为人物写意作品，笔墨纯熟，线条简洁。作品构图采用对角线模式，是中国画较为忌讳的一种图式。但李在巧妙利用虚实关系，将人物置于画面正中，与松树、柏树相呼应，从而立稳了画面。此作不是画家“笔随意走”的轻浮之作，而是精心营构、突显新异的成功之作。
在风俗画创作方面，“浙派画家们所处的时代并非以消极避世为荣的时代，他们顺应了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公众的审美趣味，创造出大量以社会生活为题材，风格雄健奔放、苍劲洒脱的艺术作品，受到宫廷和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”（杨卫华《中国名画家全集———戴进吴伟》）。“浙派”画家吴伟作画善于以粗犷有力的笔法描绘，近似现在的速写笔法。这是写意画的一个尝试。他的风俗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美国艺术史学家高居翰在《江岸送别》中写道：“吴伟的画描绘渔村忙碌的生活，使人颇感兴味。画中的渔夫和其家人忙着工作，并享受生活片刻之乐。他们撑船、撒网、收网、饮酒以及聊天，一点儿也不受河流之外的那个大世界所干扰。”
“院体”与“浙派”人物画家笔法的比较
明代画院画家在笔墨上造诣很高，并且能干湿互用、柔中带刚。这种粗笔以至泼墨的画法，大多建立在严谨的白描基础上。明代画院高度重视人物画创作。任军伟在《明代院画画家刍论》中说：“文献记载的明初画太祖朱元璋的‘身所历艰难、起家、战伐之事’，以及成祖朱棣时期的《汉文止辇受谏图》和《唐太宗纳魏徵十思图》等作品，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。就今存的作品，如戴进的《渭滨垂钓图》和《三顾茅庐图》，倪端的《聘庞图》，刘俊的《雪夜访普图》等，也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。”“浙派”戴进变南宋画的浑厚沉郁为健拔劲锐之体，但仍不失谨严精微；吴伟画以简括奔放、气势磅礴见胜。他们影响了一大批画院内外的画家。
总之，“浙派”和“院体”的发展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。不管“院体”的势力有多大，都没有摆脱“浙派”戴进、吴伟等人画风的影响。正是这种相互渗透、相互影响，才使得“浙派”成为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画派，“院体”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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