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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景和,黑龙江七台河人,定居北京。 毕业于文化部首届全国画院山水高级研修班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,首都博物馆画院中国画高研班。现为北京京华书画研究院副院长、艺委会副主任、书画理论研究室主任、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画院签约画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 出版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系列丛书《杨景和画集》、《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杨景和》,作品发表于《美术报》、《中国书画报》等报刊,并被中华慈善总会等艺术机构、企业家、收藏家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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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吴宋”绘五百罗汉 彰显不同画风  

2015-05-21 16:49:46|  分类: 学术论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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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“吴宋”绘五百罗汉 彰显不同画风
本文发表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4.3《北方美术》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杨景和
  
        五百罗汉的名号的是公元933年《吴龙兴寺崇福院五百罗汉碑》上刊出了五百罗汉的名号。真正意义绘出五百罗汉的是永嘉长史全亿,于石桥受应真梦示,画半千罗汉形象[1],当时吴越王钱氏造五百铜罗汉于方广寺供养;985(北宋雍熙二年),宋太宗命造五百十六身罗汉像,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[2];天台山成为全国五百罗汉规模浩大的场所。到了宋代绍兴四年(1134),立《江阴军乾明院罗汉碑》,已经是五百罗汉了,前增加十八罗汉,共五百一十八尊号。从宋室南渡前,苏东坡友人李公麟已画出五百罗汉长卷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罗汉、菩萨都是行善积德的象征。明代时又有宫廷画师吴彬创作了许多罗汉图卷,其中,前后绘制白描2本图册《五百阿罗汉图》。第一本是1592年鄱阳县北罗汉寺智远专程赴南京,聘请吴彬为其寺所绘,1593(万历癸巳)年春绘制完成。第二本完成于1595(万历乙未)年,为施主朱培元诚聘吴彬所绘,供于鄱阳县步云寺之罗汉堂。画僧宋旭继吴彬时隔十年(1602万历壬寅)之后又绘制了第三本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。这个本子不同于吴本,突出了“标名”,是一册五百尊号相对应的绘本[3]。
         吴彬(1550---1643)[4]字文中、文仲,号质先、枝隐生,又号枝隐头陀、枝隐庵主、枝庵发僧等,自称“金粟如来后身”,明末福建莆田画家。流寓金陵(南京)。万历(1573-1620)间神宗朱翊钧召见,授以中书舍人,官工部主事,是宫廷画师。宋旭(1525---1606)字初穤(初旸),号石门、湖州石门山人。后为僧,法名祖玄,又号天池发僧、景西居士,居松江(上海);宋旭虽不是宫廷画家,则是明代后期著名画僧。明后期著名的画派“苏松派”和“云间派”便是导源于宋旭,可见宋旭在晚明画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他们共性是佛教忠实信徒,在有生之年共同为佛教事业做出贡献。
         文化底蕴不同,共同点是儒家佛教。吴彬与宋旭二人是同时代人,而且宋旭年长吴彬四十多,情理他们应该相识,现因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文字记载。吴彬画了两本《五百阿罗汉图》都是在南京完成的;而宋旭则是在鄱阳县完成的,两地相距很远,而且后者是晚了10年之后的事了。吴彬描绘的罗汉不但具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,而且对弘扬佛法产生了助推作用。吴彬擅画人物,擅长佛像。奇形怪志,迥民前人,自成门户。白描尤佳,脱出唐、宋规格,笔端秀雅,与众不同。吴彬早年的画迹,亦属正统文人画派一路,他临摹了贯休《画十六罗汉轴》、李公麟的《五百罗汉》等,中年以后,多以神仙道释、罗汉佛像主题,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,如《释珈摩尼成佛图》、《涅槃图》、《达摩图轴》等;晚年已成为宫廷画家,他的画,去除了部分奇险怪诞的形式,多趋于柔和简洁。创作了其代表作《观音大士图》、《十八应真图卷》、《十二尊者相图》、《画楞严廿五员通佛像册》等等。我们重点分析的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《五百阿罗汉图》(经折装、漆缣、白描),其人物造型丰富而夸张,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。其简洁得近于空白的背景处理,则令画面顿入清净无为之境。其取法于吴道子的线条,轻盈流畅而疏密有致,充分体现十八描的高古游丝描、铁线描、柳叶等意趣,通卷格调完整和诣,具有艺术鉴赏及宗教氛围的传世佳作。
         宋旭博宗典籍,通禅理,善山水,兼长人物,亦善诗。我们见到多是他的山水作品,峰峦树林,苍劲古拙,行笔劲秀。人物作品极为少见,有幸见到的是他晚年时期的人物代表作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。题记中慧通说明了宋旭这册绘本创作的始末:夔州太守路经鄱阳湖,慕名瞻礼吾寺宝藏(吴彬所绘)五百应真之法像,赞叹不已,便于箧中取出蠹残旧籍以赠。观之,乃宋版五百罗汉图册也。其镌像精彩生动,标名有序列陈,真珍罕也。因越今岁久,惜残破甚重。适逢浙中祖玄(宋旭)禅师游居本寺,已历月馀。祖玄名旭,乃一代逸笔云山之宗师也。[5]
宋旭就是在这个宋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地创新,其构图丰富、点缀美奂,尤其是那些人物形象刻画生动,展示出“深目降鼻”的梵相罗汉。“宋旭所绘五百罗汉绝大多数属于西天梵相,形貌苍古,颇有几分五代贯休和尚所画罗汉之意趣。其线条往往采用丁头鼠尾描法,笔迹劲力而衣袂飘举,颇显出宋旭人物画刚中带柔的艺术特色。从图中所绘罗汉来看,宋旭的确是一位线条运用高手[6]”。一是,用线注重书法性和写意性,线条的提、按、顿、措与虚实之间构造出人物的体积感,“线条疏密组织服务于人体结构,故宋旭所绘之罗汉形象,用笔虽‘时有缺落’,但人物仍具有坚实的形体感。”二是,吴宋二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吴彬注重线条起笔的隐藏,书法称其为“藏锋”,而宋旭恰恰相反是显露的“露锋”,这在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。三是,线条的疏密关系差别很大。吴彬线条精细茂密,宋旭简略粗壮。他们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或手段,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为人物罗汉造型服务.
    图(1)宋旭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
在五百罗汉形象特征的处理上,可以说宋旭做到了无一雷同,特别是宋旭在运用线条表现罗汉的形貌上,显示出高超的提炼、概括及对人物面部结构的把握能力。特别在人物发型上的刻画又有新发展,如图(1 )所示,人物发型已不再是吴彬的发式,有欧洲人种的大波浪卷式的发型。宋旭是看到了吴彬以前所绘的五百罗汉图册,他有自己的独创风格,极力摆脱吴彬的人物造型模式;因宋旭在构图上无法与吴彬比高低,只有在人物塑造上进行深入的刻画加工。“如四分之三罗汉侧面像,面颊的轮廓线与口裂线一笔下来,再下颌的右侧轮廓线,用笔既简练又传神。明代吴彬亦是一位佛画高手,风格与宋旭迥异,其与宋旭所绘罗汉图可谓春兰秋菊各擅其美,然笔者认为,在对罗汉精神气质的刻画上,宋旭似乎更胜一筹。”[7]  
图(2)吴彬《五百阿罗汉图》
     “吴宋”同表现一个主题,但方法不同所展示的效果也不尽相同。“吴宋”在刻画人物所表现的异同。吴彬线条繁密纤细;宋旭线条简洁粗壮。
      “吴宋”在刻画人物特征都各显千秋。“吴彬一生绘罗汉甚多,每以怪见长,非佛画正源和所倡。然此本确是吴彬为寺院所绘,发心不同,至画风一变。通观全图,绘画手法继承前人正脉,人物生动传神,栩栩如生,跃然纸上。”[8]吴彬白描人物的显著特征:罗汉的高眉、直鼻,呈三角形块状的皱纹、挤压在一起的五官等,于古怪中透出滑稽;同时表情也生动夸张,富有诙谐感。人物相貌描法纤细,头发、眉毛胡须勾勒清晰;吴彬在人物发式上图(2)的刻画没有宋旭所描绘的新颖,他所绘的风格多为线条平滑,柔软。衣纹画法随身体型变化凸显飘逸、流畅,线条圆润,增加密度,与传统白描方法不同,独显个性。
       宋旭的主要特征为:人物造型吸收了吴彬的变形和夸张,但相貌线条粗壮,别有新颖的欧式发型;衣纹处理有疏有密,注重书写性,线条组织不是平均用力,体现出传统白描功力。我们从现存已见到的宋旭山水作品频多,而人物作品很少,仅从他晚年时期的人物作品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、《达摩像》轴、《罗汉图》册、《达摩面壁图》等分析,宋旭的山水作品风格是“苏松派”的杰出代表,其他人物画风也是同一特色。相反,在他晚年创作的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却大相径庭,人物相貌与吴彬的变异吻合。如何转换笔法、转变观念,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是宋旭按照主持慧通要求去创作,画罗汉毕竟与普通人物形象不同,所以要体现出罗汉“仙人”精神特质来,成为百姓敬奉的偶像。“旭得此智慧,殆非偶然。识其妙笔俞发有绘标名罗汉法像之欲望。”[9]宋旭的成功得到了慧通的赞扬“奉为祖范”,“金光焕彩,冀垂久远”(参见图3--8之间的比较)。
1616(万历四十四)年,与吴彬同时代的南京刑部主事、兵部郎中谢肇淛[10]著《五杂俎》卷七人部,杂谈艺事将董其昌与吴彬相提并论,并给予极高的评价。“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、金陵吴文中,其得意之笔,前无古人。董好摹唐宋名笔,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,自谓得昔人三昧。吴运思造奇,下笔玄妙,旁及人物、佛像,远即不敢望道子,近亦足力敌松雪。传之后代,价当重连城矣。”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吴彬的过人之处更在于其人物个体的形态服从于群体造型,以及再现宗教大场面的能力。吴彬重视追求故事情节,描绘僧侣们生活景物。吴彬的《五百阿罗汉图》,形式上如同连环画,一环扣一环,此画构图不落俗套,富有情趣,人物造型怪诞而不失法度,人物行为表情刻画入微,活灵活现,呼之欲出,线条疏密有致,可视为吴彬白描罗汉图的典型代表。更为难得之处是将生活场景、自然景物的布局搭配如实情理地展现出来,恰到好处,全卷气脉贯通,没有丝毫的呆板之象。如逗猴戏蟾、乘龙坐兽、观棋无语、讲经论道、荷叶赋诗、煽炉茶禅、攀树采果、裁布缝衣图(3)等无不真实地再现了佛教寺院繁华盛况。“在佛教绘画史上十分罕见,可与流传到日本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宋人周季常、林庭珪所绘五百罗汉图相媲美。”[11]在整卷构图上,吴彬能把“经营位置”处理的非常妥当。人物与人物之间,人物与场景的组合,无不体现出聚散与主次、参差、呼应,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物白描特有的形式语言。
         图(3)吴彬裁布缝衣图        图(4)吴彬S形构成图式
        在构图形式上多有“S”图(4)形构成图式,在画面上下伸缩和左右调节,可以互变,可以延伸,也可以相互制约,最终达到再现情节与人物完美结合。“荷叶乘祥图”是典型的“S”图式,画面展示的不是10位(宋版每页10个罗汉,乘50页,500罗汉)罗汉,吴彬的特点不为数量限制,表现灵活,数量为主题服务,总数为五百(50页),一个也不少。画面是七位罗汉,五位乘着“鱼象”怪兽,“祥”与“象”的谐音,两位坐叶盏灯,这种构图在视觉上给观赏者一种柔和迂回、婉转起伏、流畅优雅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感。
        还有“C”字形图式。其展示的是罗汉“书经阅卷”,十位罗汉展示各个角度,有正面、侧面、斜侧面、背后的,有坐着的、有站立的、姿态变化随着石桌而环绕,留出大量空白,以黑既白,以白既黑,体现传统阴阳禅宗玄学。展示“井”字形的三分法,譬如描绘13位罗汉,“举烛议经”。画中是两个组团,呈现“井”字图式,上一组7人,举烛指点迷津;下一组6人席地而坐,也是起到支点稳定画面作用。充分体现出能虚善藏、虚中见实、实中有虚、贯通得势、浑然一体。还有“之”形“五狮”图,也是谐音“舞狮”之意。还有三点、三线、三角形、四角形,就不逐一分析。吴彬所画的人物画视“画眼”为生命线,是作品的灵魂,每幅作品都充分得到了体现,对“画眼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。
       吴彬能将作品如此经营,曾经得益于浙江刑部朗中潘朗士[12]的指点,所以才有“胡貌梵像,意态毫发”的艺术特色。笔者认为,这是吴彬完成《五百阿罗汉图》28年以后的事了,至于吴潘什么时间结识还没有发现相关资料证实。画家能接受他人的指点是很正常的事,旁观者是从观赏者的角度出发,发自内心的感受,所以画家接受意见是处于把作品经营得更好,画得出神入境。从吴彬《画愣严二十五圆通册》有陈继儒的题跋(万历庚申1 6 20 年) :“吴兴潘朗士亲为经营指授,故胡貌梵相,意态毫发皆向笔端出现。”[13]吴彬这时早已是宫廷中书舍人工部主事了,所以才有机会与浙江刑部朗中潘朗士结识共事。吴彬此时画罗汉得到这位高人潘朗士的指授,使其笔下人物形象神貌毕现,即“胡貌梵相”。可以断定,罗汉造型的选定并非单纯意义上对“奇趣”的追求,而是吴彬对于佛教经典、教义的深刻理解和诠释。美国学者高居翰判定吴兴潘朗士很可能就是《二十五圆通册》图像的设计者,给予吴彬在构图上、发饰和脸部造型的建议,从已知潘朗士的身份高氏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:吴彬主要是在人物造型上接受了这位浙江刑部朗中潘朗士的指点,所以才有“胡貌梵像,意态毫发皆向笔端出现”的特色。  
图(5)吴彬《五百阿罗汉图》第49页   图(6)宋旭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第50页 
         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,追求的生活目标不同,最终表达的形式也不尽相同。宋旭在绘制的《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构图布局上仍保留了宋版固定图式:每页10罗汉一组,两页对应侧立,或分左右侧立,或三行或四行一组,区别于宋版人物之间无龙凤走兽,宋旭在人物中间画出了龙凤走兽图。这一革新,从构图上保留宋版图式,整体变化不大,显得拘谨,但在细节刻画上却展示出自己拳脚,运用中国画特有的十八描尽显身手。这是宋旭的一大特色。而吴彬则不同,他画罗汉每页少则5人,7人不等,多则13人,总数500罗汉。结尾都表现出罗汉修成正果(图5),为罗汉顶礼膜拜观世音,展示宇宙象征性的“太阳”;宋旭所展示的(图6)为永存舍利至高无上的“宝塔”,其表现艺术形式都达到了最高境界和最佳效果,不愧为是晚明绘画的艺术大师。
(作者系中国画院画家、研究员)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注释:
[1] 见《天台山志》引《五百应真居方广寺感应异记》
[2] 《天台山志》又载有宋仁宗供施石桥五百应真之敕书
[3] 俞宗建《闽中画派》---《明代莆籍三画家:李在 曾鲸 吴彬生卒年考略》第102页,2012年1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[4] 画于万历三十年(1602),早于高承埏重刻江阴军《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》四十年
[5]《吴彬绘五百阿罗汉图 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2010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[6] 王敏庆《宋旭〈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〉略考》----《吴彬绘五百阿罗汉图 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2010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[7] 同上
[8] 金维诺《〈五百阿罗汉图〉的传承与成就》----《吴彬绘五百阿罗汉图 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2010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[9]《吴彬绘五百阿罗汉图 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2010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[10] 谢肇淛(1567~1624)字在杭,号武林、小草斋主人,晚号山水劳人。明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,历任湖州、东昌推官,南京刑部主事、兵部郎中、工部屯田司员外郎,曾上疏指责宦官遇旱仍大肆搜括民财,受到神宗嘉奖。入仕后,历游川、陕、两湖、两广、江、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,所至皆有吟咏,雄迈苍凉,写实抒情,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。曾与徐火勃重刻淳熙《三山志》,所著《五杂俎》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。
[11] 金维诺《〈五百阿罗汉图〉的传承与成就》----《吴彬绘五百阿罗汉图 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》2010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[12] 刑部浙江清吏司,相当于国家司法部浙江省司法司的司长
[13] 陈韵如《吴彬〈画楞严二十五圆通册〉研究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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